厦门家教网报道：在城市里，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教师，无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工作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面临着学生多、课时多、压力大的工作现状，收入却很低，仅能达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虽然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但他们仍有追逐的梦想…… 厦门
目前有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162所，约6000名教师在其中任教，他们承担着大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任务。这里如实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希望这些散落在城市边缘的点点烛光能引起社会各界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并得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烛光里的微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反映教师奉献精神的经典电影，当时几乎每个看过的人都为剧中女主人公的崇高行为所感动。教育，如今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之一，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可就是在我们这个熙熙攘攘、充满诱惑的大都市里，有这么一群人在某些不为人注意的角落，默默地点起一支小小的蜡烛，照亮着一群渴望知识的孩子。他们不在国家教师编制的范围内，享受不到国家给予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在社会上也很少被人关注，他们自嘲是“被遗忘的烛光”。 厦门市教委组织以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教师培训，我是主讲老师兼班主任，借此机缘，我接触到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一群在城市边缘打拼的教育工作者，不只是为了生存而留在厦门
，他们等待着、期盼着与为之奋斗的梦想邂逅。他们的生活现状，我只能记录，而无法客观评判；他们的思想状态，我只能猜测，而无法真正理解。 教龄两年的“资深”教师 我去三林地区一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听一堂英语公开课，讲课的是齐盼。她一头披肩长发，一双微肿的丹凤眼，举止神情有着超越年龄的老成。齐盼老家在河南，2008年英语专业大专毕业后，通过在厦门
工作的表哥，联系到这所学校教书，现在负责小学五年级的英语课。 “你这么年轻，学校怎么安排你上高年级的课呢？”我问。“因为我们学校教师流动性大，很多人待一学期或一年就走了，我虽然教龄才2年，但已经算是资深了。我带过二、三、四年级，五年级的课也带了一年半了。”齐盼说这话有些俏皮，也有些无奈。 齐盼说，在农民工子女学校上课基本属于“无师自通”。由于师资紧张，新来的老师根本没人带教。齐盼只在大学读书时由学校里老师领过试讲，之后到幼儿园兼过两三次课，就凭着这点“教学经验”，她站上了讲台。 学校教学参考资料非常有限，常常是几个老师合用一本教参。虽然教参内容并不详细，但这是老师们上课的唯一参考，感觉哪个地方是重点，就多讲一点。学校没有网络，老师们也不习惯上网查资料。所谓的教研活动，就是英语组老师相互讨论一下，五年级组就齐盼一个英语老师，她遇到问题只能找其他年级的老师交流。“我很想到公办学校听课，但这种机会太少了。” 齐盼现在每周三、四、五、六晚上到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上课，每次路上往返就要5个小时。“想要一张英语本科文凭，但由于基础差，感觉压力很大。”她希望先把英语专业学好，提高一下自己的教学水平，让学生更加喜欢上自己的课。 【旁白】在遇见齐盼之前，我实在无法将一个教龄仅两年的老师和“资深”联系起来。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流动的频繁、教学资料的匮乏和同事间教学交流的缺失，造成其教学质量相对公办学校处于明显劣势。提高教学水平，是老师们的迫切需求，更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关注的问题。 “无法分类的其他工作者” “谁愿意做我们班的班长？”开学第一堂课我问底下的学员。一个高高瘦瘦、剃着板刷头、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小伙子自信地举起了手。乍一看我以为他有30岁，可看资料才知道他只有21岁，名叫龚民，在浦东某农民工子女小学担任英语教师，教龄刚满3个月。 龚民来自江苏某市，毕业于当地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曾在老家一所公办学校代课半年，去年参加公办学校的编制考试，没被录取，一时感觉失落。在一位厦门
工作的同学的“怂恿”下，他下决心到大城市闯一闯。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做老师呢？”我问他。“学了师范，感觉不做老师太可惜。而且回到老家别人问‘做什么的’，说做老师很有面子。”龚民说话很实在，但他心里非常清楚“此老师非彼老师”，在厦门
农民工子女学校做老师其实和打工仔没多大区别，“我的户口信息里写着‘无法分类的其他工作者’，呵呵。”龚民自嘲着说，眼里闪过一丝失落。 每月工资一千多，扣除房租、生活费后已所剩无几。今后怎么办？他不敢想，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一个80后教师在QQ日志里写下如下独白：“我们的梦想犹如方便面的外包装图案，你是否发现躲藏在角落里的那几个字——仅供参考。盼望着平静，但身边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安稳度日，没钱，我靠什么过活；梦想着能拥有一份美妙的爱情，但那些小说、电影里的描绘，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真的太大。我们的梦想近乎咫尺，也远隔重洋……” 【旁白】二十岁是一个有梦的年纪，但对于这群初来厦门
的年轻人，现实和理想总是那么遥远：职业不被认同、薪水微薄、工作进入不了角色、生活缺少方向……或许每个二十几岁的职场新人都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在他们身上这种茫然却显得尤为明显。 教美术的数学老师 黎想剃个板刷头，皮肤白净，戴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就是一个阳光男孩。虽然教龄不长，但他在大山小学已是挑大梁的角色，除了教一个班级的数学，还要上全校的美术课并兼任大队辅导员。 黎想毕业于扬州某学院数学专业，2007年进入这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工作之余又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本科学历，深受校方器重。 黎想坦言，大学毕业找工作压力很大。在老家要进公办学校做老师并非易事，尤其编制卡得很紧。“我们那一届进公办的也就八九个同学，考出编制的更少。大部分同学最后还是选择去民办学校。”黎想是在网上看到招聘消息来厦门
的。 虽然不是美术专业毕业，但黎想以前有过一点绘画基础，学校没有美术老师，他就被赶鸭子上架。教了一个学期，他发现学生的绘画水平需要提高，因为没有人指导，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画，一些有兴趣的学生就照着课本依样画葫芦。“美术是激发右脑潜能的艺术，我发现孩子们在画画的时候特别幸福，因为通过绘画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能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幸福体验，黎想感到非常欣慰。 虽然工作还算顺心，但黎想总觉得这样的生活并不是长远之计。他在老家有三年考编机会，前两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今年是最后一次机会，他想再搏一次。 【旁白】一个在二线城市长大的男孩，到一线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任教，尽管工作很顺心，但他还是想着有朝一日能考上编制回到家乡。编制，对这些在异乡为生存、为理想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是让人“名正言顺”的身份证。 天平两端的去留抉择 刘曲来自东北某市，师专毕业后曾在广东某民办学校工作3年，现在沪郊某农民工子女小学任教。 “刚来时，学校条件还很艰苦。我当时接一个离职老师的班。这个班换的老师太多了，走一个老师孩子们哭一次。上一个老师走的时候，那些孩子写了好多心愿卡，从宿舍窗口扔进去，孩子们舍不得老师走。”刘曲接这个班的时候，学生们就跑来问：“刘老师，你还会再走吗？”孩子们失去班主任之后，群龙无首，刘曲便顺理成章成了他们的依靠。刘曲觉得这些孩子太可怜了，一口应允：“我不会离开你们，我一定会把你们送到毕业的。” 刘曲的女友在山东济南，几次催他到山东找一份更安稳更有前途的工作，他也曾有过离开这里北上发展的想法，但对孩子们做出的承诺让他留了下来。“老师更换频繁，孩子们缺少安全感，尤其缺乏精神上的支持，有些学生会因为一点点小事而伤感落泪。”刘曲不想让他们再受伤害。 现在学生们临近毕业，就要升入中学有公办老师教了，刘曲替他们感到高兴，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轻，真像是一种解脱。但真要离开这所学校了，刘曲却又突然有些不舍。何去何从，让他左右为难。 调研显示，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教师队伍处在频繁的动荡、流动状态，整体情况不容乐观。教师的年轻化趋势明显，尤其是刚毕业的师范生，在严峻的就业竞争形势下，很多人选择到农民工子女学校过渡，这就使得他们的专业思想显得相对摇摆，只要稍有改善的机会，就会选择离开。教师高度的流动性，对孩子、对教师都是一种伤害。 【旁白】天平的一边是孩子的期待，是责任，是承诺；天平的另一边是女友的感情，是追求，是梦想。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刘曲感觉很难。最近得知，刘老师在与校长深谈之后，最终还是放弃离开的想法，决定留下继续陪伴孩子们。是因为牵绊无奈留下，还是因为看到了希望选择坚守？故事正在进行，故事还将继续…… 谎言背后的挣扎与无奈 仲诚戴着副眼镜，看上去忠厚老实，因为上课迟到了，到我办公室来补点名。 仲诚今年28岁，老家在河南，物理专业大专毕业，在老家县里公办的中心学校代课教过一学期英语，因堂哥在厦门
做生意，2004年就跟着来到浦东一所农民工子女小学教书。 仲诚现在教四、五年级三个班的英语，一周上15节课，此外还要担任班主任工作。仲诚时常感觉很累，不仅仅是因为超负荷的工作量，而是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特殊性，要求老师必须花费格外多的精力。 “这里的学生学习习惯大多不好，家长们在外为生计奔波，对孩子很少关心，一些学生甚至不能按时完成作业。”仲诚说，班上不少学生是中途转来的，因为各地教材不同，学生基础不同，教学难度很大，尤其英语学科后进生最多，不少人英语基础几乎为零。他班上有对兄弟，英语考试的成绩只有个位数。 留在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学生很多不太爱学习，家里经济条件较好的孩子初三毕业就去读职校，条件差的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了。学生不爱学习，是受父母观念的影响，反正迟早是要打工的，书读得好不好无关紧要。老师在学校拼命教，但常常感觉无能为力，不听课的学生就在底下看小说或者与旁边同学说话，班上只有十来个学生能认真听讲，举手发言。 仲诚的妻子是他大学同学，在另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教书，他们有一个3岁的孩子在老家由祖父母带着。夫妇俩为节省房租，借住在三林镇偏僻的农村。“如果回老家去，别人问我工资多少，我就说三四千，其实远远没有。”仲诚苦笑着说。“到厦门
是想能拼出一番事业，但现在想来很不现实。如果在老家公办学校教书，每月工资一千元，虽然也不高，但生活成本低，在家里基本不需要花钱。而厦门
房租、生活费高，这点工资实在是捉襟见肘。” “如果农民工子女学校能生存，就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如果学校不让办了，我们就回老家。”仲诚这样“憧憬”他们的未来。 【旁白】明明只有一千多的工资，在老家人面前却夸海口说有三四千，谎言背后是多少挣扎与无奈。究竟是选择待在大城市漂泊，还是选择到小城市过体面的生活？已近而立之年的仲诚仍在曾经的梦想和冷酷的现实中寻找平衡。 更多请浏览厦门家教网资讯中心：www.xmqhj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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